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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亮(陈亮)年轻派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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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亮,陈亮年轻派,年轻派营销创始人 (www.51kuamei.com),专注于8090年轻人营销咨询与品牌策划,资深营销咨询与品牌传播专家,多家企业营销与传播顾问. 曾服务30多个行业100多企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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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大学习:张维迎教授(二)  

2006-07-14 00:2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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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大学习:张维迎教授(二) - 陈亮企业品牌传播 - 营销咨询猛将 陈亮 陈亮


下面再来看一下,不同的配置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重要影响,我归结了这几个方面(有兴趣的学生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做深入研究),第一就是说最多才能的人如果他在做企业,他就在创造价值,所谓创造价值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使社会财富增加,而如果最高才能的人待在政府,他主要就是寻租,就是在分配而不是创造,还要提醒一点,其实最糟糕的社会是最有才能的人去打仗,拿刀拿枪的社会,中国历史上也经历了好多这样的时代,我这个图表应该是非常温和的,没有把最糟糕的社会列出来。最有才能的人如果在创造价值,这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就会不断增加,反过来说如果最有才能的人都去分配财富,这个国家的财富就很难增加,大家都去研究如何分配的问题,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保存到另一部分人手里,最严重的就是革命,就是我刚才讲的用革命的方式分配财富,已有财富从一部分手里转到另一部分手里。由于活动的性质不一样,就导致如果最有才能的人在政府部门寻租,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比较缓慢,如果他在工商业界做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比较快,有经济学者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用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做企业,这个国家增长就快,再进一步讲,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也是由企业家能力决定的,特别是在企业家当中最具有创造的那个人的能力决定的,比如软件业的发展目前为止仍然是由比尔盖茨的能力决定的,其实现在有好多慢慢替代比尔盖茨的。如果最低才能的人都在从事工商业,这个国家是很难进步的,大家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是私有工商业,基本上都是在搞贸易,没有带来技术方面的进步,即使国家有一些技术进步,也不会在商业上使用,资源的配置对技术进步发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证明,一个国家企业规模的大小,也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高能力的人领导大企业,低能力的人领导小企业,如果这个国家整体从事工商业的人能力比较低,这个企业是不可能做大的,反过来说最高能力的人在领导企业,这个国家才能出现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再进一步看,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劳动者工资的高低,经济学家也证明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也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你在不同的企业工作,创造的价值不一样,比如你跟着比尔盖茨干创造的价值就很大,但你跟着张维迎干就创造不出什么价值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生毕业后去什么地方,你的边际生产力有多高,源于你去什么样的企业,如果跟一个好的老板,你就非常能干,创造的价值也很大,你如果跟一个很糟糕的老板,过去以后没有胸怀,没有远大的目标,这个时候就干不了什么事,由此就决定了社会当中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你可以想象,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做普通的生产工人,低能力的人在管他,这个时候高能力的人也是创造不出什么价值来的。再进一步讲,它会导致整个社会分界的不一样,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做企业,这个国家就开始了一个竞争—生产力竞争,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做政府,这个国家的人们之间也在进行竞争,但是是破坏的竞争(这是我这几个月总结出的一个理论,稍微谈一点),其实社会的各种组织大体可以划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力导向组织,另一类是破坏力导向组织。所谓生产力导向组织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组织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待遇,是由经济科学家讲的“边际生产”决定的,有本事就可以上去,没本事就上不去,有本事工资就高,没本事工资就低,但是“破坏力导向组织”就不是这样,你获得什么位置、什么待遇不依赖于你的边际生产力,而依赖于你的破坏力,就是你能给别人带来损害,你的位置就高,你的待遇就高,简单地说就是拿枪的比拿刀的分得多,拿炮的比拿枪的又要分得多。在中国的好多组织都是破坏力导向的组织,而不是生产力导向的组织,机构里面提某一个人,不提某一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他的组织有多重要,创造的价值有多大,而是说我不提他,他会给我造成什么伤害,比如说某一个机构的头,他手下有一个人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婿,那你一定要提拔他,因为你不提拔他,他给你带来的破坏很大,你拔款就拔不到了,然后你就拼命地提拔他,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进行破坏的竞争而不是生产力的竞争,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力,而不是想怎么增加价值,这样的社会就非常糟糕。所以最高能力的人在政府位置上基本存在的都是破坏力导向组织,而最高能力的人在企业,存在的基本上都是生产力导向的组织。20年前在北大的一个讲座上,我讲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你干得好我要比你干得更好,但是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面,你干得好我想办法怎么把你拉下来,怎么把你拌倒。大学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也可能有,一个好的大学,你的研究搞的好,我要比你更好,我嫉妒你,但是我要把嫉妒变成更大的努力,好比你发了五篇文章,我就发六篇;但是在破坏的导向下就想办法不断地诋毁别人,说别人坏话,谁都没法干活,这时候就显得他的地位。这个是在资源配置里面整个社会人的导向带来的问题。再看看最高能力的人在政府的这些国家经济当中,充满了欺诈,而最高能力的人在做企业的地方显得比较诚实,比较守信用,商业关系就是合同关系,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声誉就变得非常重要。最近出的“苏丹红”事件就可以看出来,肯德基在政府没有查的情况下开始自我曝光,说明他的情况,这是诚实的一种行为,但是另一些企业根本不是这样,出问题了只要没查出来就假装没有,即使查出来了也百般抵赖,不承认,所以这对社会风气也很重要。总体导致的结果就是刚才讲的情况,最高能力的人如果做企业这个国家就可以变得富有,最高能力的人做政府,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到处不断地闹革命,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这些就是人力资源的配制方式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中最高能力的人在做政府,而在另一些国家、另一些经济中最高能力的人在做企业,简单地说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我们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经济上讲的理性人,理性人总是最大化地扩大自己的效益,再进一步看人们总是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最好的综合报酬的职业,就像你大学毕业后究竟干什么,你要选择能给你提供综合报酬最好的职业,这个综合报酬不光是钱的问题,有些工作钱不多,但是社会声望很好,有些重视社会声望的人可能就愿意去这个地方,还有的工作报酬不高,但是自由度大(比如当老师),大家也可能愿意去做。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人的本性受到“可观察偏见”的影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管影响福利、效益的因素很多,但是我们最重视的是经常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所以你找工作看哪个工资高,但其实进去以后不一定舒服,这个就好比谈恋爱,所有结过婚的人都知道配偶长的漂亮不漂亮对你的幸福有没有影响,可能有,但是并不像你当初想象中的那么大,即使你原来找了一个漂亮的对象,结婚之后发现两口子过不下去,离婚了,下次你再找对象的时候仍然会看长相,因为长相最容易看,人品不好观察,我们在找工作当中也存在这个。像大学招人,有些学校提的工资很高,对人很有吸引力,其实他进去以后就后悔,而有些工资不一定高,但它的人文环境、学术管理非常好,进去以后非常舒服。由于工资可观察,其他的不可观察,所以导致职业选择的偏差。还有一个假设就是最有才能的人总是选择报酬递增的行业,报酬递增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好比你们知道毛阿敏唱歌赚好多钱,但是唱歌唱得比毛阿敏稍微差的人赚多少钱?那就差得远了,她的出场费可能是一晚上30万,但是比她稍微差的人出场费可能不到五万,这就是报酬递增的含义。企业家的行业也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行业,你研究一下工资制度,一个企业内越到顶层工资体现的曲线越陡,在社会中也是这样,你的能力稍微比另一个人高一点,你可能管5000人的企业,另一个人只能管2000人的企业,你的报酬就比管2000人的企业大得多,你们的能力相差,但是没有两倍,这就类似体育比赛中得冠军,好比说冠军是9.99秒,另一个人是9.98秒,就是亚军了,然后做广告,做广告的时候冠军的收入比亚军就不是差百分之几了,而是差好几倍,这就是报酬递增的行业。所有有才能的人总是选择报酬递增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使他能够得到最好的综合回报,这样我们就明白,如果社会上的报酬制度不一样,激励制度不一样,不同活动的相对收入就不一样,如果社会在政府工作的综合报酬高,大家都愿意去政府,如果企业界的综合报酬高,大家都愿意去企业。
制度安排,产权安排,产权保护,对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产权是要靠政府保护的,因为政府有军队、有警察,如果属于这种状况,一个人要得到最好报酬的办法就是到政府工作,在政府中你可以受贿,可以贪污。我记得在几年前读了一本小说,可能大家都读过,叫《百慕园》(同音),是陕西的一个作家写的,里面谈到关东平原的农民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武汉起义了,紧接着北京的皇帝打倒了,当时农民就很纳闷,说皇帝打倒了,以后还要不要交公粮?在农民的心目中要交税一定是有皇帝,没有皇帝还交不交税?这就是个问题了。后来事实证明,皇帝打倒以后不仅要交,而且交的更多了,因为每一任新的组织上来以后都要征一次税,原来皇帝是一年征一次税,后来政府老在更换,每届新的政府上来以后就征一次税,最后农民总结一句话,就是“与其等着富人来征咱们的税,还不如咱们去征富人的税”,所以就打仗去了,然后就形成闹革命的运动,由此使好多的资源在这样的战斗中耗尽。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对产权的保护越弱,政府对有才能的人吸引越大,政府也是报酬递增的行业,你想一下,好比你是个省长,下面的人是副省长,我们讲是任人唯贤,是按你的才能,省长的能力比副省长高不了多少,但是待遇很不一样,比如退休,省长是65、副省长是60,一下子相差五岁,大家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对位置就越珍惜,多一年就是一年,多工作五年给你带来的快乐、享受不是年轻的时候可以相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力等等,所以政府和企业一样也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有才能的人跟比你次高一点的人的报酬跟你们的才能是不成比例的。如果产权保护不好,大量的人就被吸引到政府去,如果你做企业,你的利润,如果你给别人打工或者是在政府工作,你拿的工资,全世界的经济都是这样,对工资的保护比对利润的保护要好、要有力,因为毕竟赚工资的人是多数,你要破坏工资的产权是很难的,像我们现在国家下岗,确实需要下岗,但政府也要保护,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说你这个企业要破产了,除了一些特别的例子以外政府来保护你,但是破产不应该保护,你本来干得好好的,政府可以随时来侵害你,但是政府没有办法侵害赚工资的人,我每个月拿一千块的工资,政府不能随便来侵害我,我一年赚了100万的利润,政府就会不断地侵害我的利益,各种名目(收税、收费),用其他办法限制我,使我不得不贿赂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软件产业和硬件产业,硬件产业的产权保护相对容易一些,软件产业比较难一些,这就是中国的软件产业难以做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本身的产权保护不好,但相对而言硬件好一些,软件的比如盗版、剽窃没法保护,所以软件行业的报酬就低,这样社会最有才能的人就吸引到干硬件,而不是软件,我与其像比尔盖茨那样造软件,不如像柳传志那样造硬件,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跟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现在说国家要走新技术,就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哪一个行业对人最有吸引力,一定不是无形资产多的,像软件、金融这些行业,而是有形资产比较多的,钢铁企业、房地产这些部门。还要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其实产权保护好都是要政治制度,简单地说政府的权力越大,对私人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大,腐败越严重,这时候越有才能的人就愿意去政府而不是企业,这个是激励的导向。前面讲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印度现在好得多,当然我举印度的例子可能不恰当,因为印度的产权保护相对我们要好得多,举意大利,意大利的产权保护比较差,所以最有才能的人都拼命地往政府那边走,中国的情况后面再讲。讲了这么多,简单地说就是人的选择、决定,是社会的激励机制,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激励配置,就是最有才能的人去什么地方。
有了这个框架之后,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221年)算起,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市场,有这样一个基本特点。所谓开放的官场就是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到汉代隋唐之后政治是开放的,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贵族政治,我们是平民政治,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你出身什么,多么低贱、多么贫苦,只要你发奋努力,就有希望当到宰相的位置,皇帝是继承的,但是宰相以下的官位都是开放的。在秦始皇那时候还没有制度化,到了汉武帝之后就有了察举制,就是每一个地方,每20万人里面每年选一位优秀人才送到长安,中央政府进行培训,培训三年之后派到当地做小官,做好了可以调上来到新的地方当大官,这种制度发展到隋唐之后是科举制度,就是全国的任何人都可以考试,那时候有乡试、京试,最后你拿到状元或者进士,就有官做了,所以政治是非常开放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么开放。我在几年前讲过,为什么中国国家人口这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制度使最优秀的人聚集到政府来了,然后进行职业化的管理,中国历史上政府就是职业化的管理,受同样的教育,接受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学完以后知识结构差不多,这样陕西的官可以派到广东来,就不需要中间转换了。与此相联系那时候政府官员行为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大,一个地方官员有相当大的权力,比如征税,因为那时候信息流通不大,中央政府对他的约束不是很有效,好多中央政策下面经常不执行,用自己的办法多征税贪污老百姓。相对而言是一个封闭的商场,就是说市场是封闭的,中国过去对企业家的活动限制是非常多的,你要做一个企业,非常难,好多的资源都是国家垄断、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国有企业控制了整个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机会做生意。由于商场封闭,官场开放,这样每个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形成了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学而优则仕,只要优秀的人、好的人一定要去当官,这样就造成我们国家在两千多年里面最优秀的人都到政府里来了。



再看看企业家的概念问题,其实中国最优秀的人,也就是说本来应该从事工商业、做企业的人到政府了,到政府以后政府有政府的规定,他不是在创造价值,是在分配价值,掠夺价值,所以他的性格、能力会发生变化,因为商场有竞争,要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而政府要比人家做的好,提升的快,那你就要搞好多阴谋诡计,进行好多非正当的活动,贿赂帮助,甚至用武力对抗,所以这些人的性格就全部扭曲了,这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工商业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地跟其他国家做一些比较,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最有才能的人去做工商业了,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产权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有了专利制度,这样无形资产的保护也非常好,最优秀的人去做企业,所以发生了英国革命,英国的革命使英国变成了全世界的霸主,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即使工商业做的有所成就的人也是用钱来买官,这样就带来了好多问题。再看看中国人在国外是怎么表现的。我在1982年写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一开始感觉中国缺少企业家,似乎中国人素质里面大家习惯于当官,而不习惯于做企业。之后又读了一些东西,特别是我去日本访问,最后发现不是这个情况,其实中国人是很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如果不信,你看广东人,到国外以后的华侨都做企业,东南亚最大的企业都是华人的企业,正大集团在泰国好多部门都是垄断的,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华人的企业都是当地主导的力量,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己想一下,就是刚才讲的激励机制。因为中国人出国之后,在中国是开放的官场,但在外国官场是不开放的,中国人要想在国外当官是不可能,改善自己处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挣钱,赚了钱就可以把当地的达官贵人买通,他可以保护你,这样华人就开始做生意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犹太人善于做生意?因为犹太人到处流浪,谁都看不起他,他只能用钱来弥补,练就了自身的本领。今天俄罗斯的这些大富翁好多都是犹太人,但是他要进入政府很难,如果一个犹太人,要当政府部长,好多俄罗斯人是不接受的,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前途渺茫,只好投身经济,反倒变得富有了,发展起来了,而中国进入政府(与进入商业比)的边际收益更大,所以好多人都去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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